明代的王夫之(注意,這個人的名字很有個性,原名就叫王夫子,别号叫王船山)說過:夷考宋政之亂,自神宗始。神宗之以興怨于天下,贻譏于後世者,非有奢淫暴虐之行,唯上之求治也亟,下之言治者已煩爾。
宋神宗的出場,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、波瀾壯闊起來了。
當然,也正是這樣的曆史背景,給一代文豪的煉成造就了适宜的土壤。
半個月後,得知英宗皇上駕崩消息的蘇轼兄弟一行,正在夔州雲安縣(今重慶市雲陽縣雲安鎮)一個叫燕子龛的地方題字流連。
當時這個叫燕子龛、又稱下岩的地方有個僧人,曾勸蘇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,可在蘇轼三十二年的生命曆程中,僧人口中的“路惡見止”,對他而言實在是小菜一碟。這種些微小事,也被蘇轼記在了當天的遊記中流傳了下來。
當蘇轼兄弟載喪歸蜀的船隻路過豐都縣,該縣平都山最高頂有座的漢時始建的仙都觀,随父出川時,遊覽過此觀,仙都觀又名白鶴觀。
丁母憂時返蜀,由于走的是陸路,史書上關于此次歸蜀的路途記載極少。但此次回鄉丁父憂時,是官家派船護送下走的水路,因此,路過一些名勝古迹時,一行人也可借觀覽之際上岸稍事休息。
當蘇轼泊舟仙都觀所在的山下之時,有一道士還曾持陰長生石刻《金丹訣》,找到蘇轼,以求辨别真僞,很可惜蘇轼也莫之能辨,隻好建議道士再見到後來人路過時多多請教,說“三人行必有我師焉”,道長您總會遇到識貨之人的!
這段時間,蘇轼忽然收到許安世的書信謝啟,得知小許對自己青眼相加,一時間也感到受寵若驚,趕緊回了賀啟。賀啟中一邊慶賀許狀元車馬旌旗之召,一邊還得與許狀元來共同
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劍之悲。
許狀元字少張,雍丘(今河南省杞縣)人。
與許狀元同科及第的進士,還有蘇轼少時就有過交往的彭山縣老鄉楊從。楊從,字存道。另外還有:
方蒙,字達源,桐廬人。
伍昊,字及籍貫無考。
治平四年丁未四月,蘇老泉靈柩在二子的專心護送之下,順利地抵達了故裡眉山。
到家之後,把父親的靈柩安厝待葬停當,蘇轼就開始着手撰寫爺爺蘇序的行狀。
行狀,稱“狀“,是叙述死者世系、生平、生卒年月、籍貫、事迹的文章,常由死者門生故吏或親友撰述,留作撰寫墓志或史官提供立傳的依據。
“行狀”這一稱謂如今已不多見,它有點類似于今天對某尊長的回憶性文章。
蘇轼翻閱了老家裡父親此前的藏書,發現了父親以前沒有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記錄,結合自己十二歲前關于爺爺的回憶以及鄉親口中的評價,先把祖父的行狀補充完整,然後給曾鞏上了一道簡,求其為祖父撰寫墓志銘。然後托同科進士鄧錧,将自己完善過的行狀交給曾鞏來作為參考。
在家鄉守制的這段時間,蘇轼結識了剛剛卸任眉州丹棱縣的縣令趙庾(字成伯),趙庾在蘇轼家鄉臨縣丹棱縣任縣令期間,頗有政績,極為百姓稱頌。後來,蘇轼出知杭州時,與趙庾來往密切,直到蘇轼出知密州時,趙庾又成了與蘇轼搭班的通判。
大家知道,知州是一州行政、司法長官,通判起輔助、監督作用,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,通判可向中央直接報告知州的言行,兩者之間雖有品秩之差别,但互相并不隸屬。說得再白一些,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監督知州的。
但是,蘇轼卻與趙庾很能合得來,蘇轼心直口快,與人常常直抒胸臆,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誣陷。但趙庾也是一位沒有城府、心胸曠達之人,所以做事勤勉、一心為公的趙庾自然就成了蘇轼長久的的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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