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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章 官場險惡下與王鞏的鐵血交情（第1頁）

身處底層官僚的熱血青年蘇轼，胸中自然也逃不過為了實現自己人生抱負的努力向上，但作為封建的皇權，那才是壓倒一切的唯一的神聖準則。

在蘇轼的心底，肯定有一些所謂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曉。“願陛下結人心，厚風俗，存綱紀。”還想說，“國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深淺，不在乎強與弱，曆數之所以長短者，在風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與貧”，他始終反對“言利”，不滿旨在“生天下之财”的王安石。

其實，在今天看來，王安石也确無私心，而是囿于所謂的“曆史局限性”裡面，并在自己也不能改變的皇權社會的國情裡在做着垂死的掙紮。

而蘇轼呢，此時還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學青年，他有着文學青年所特有的與世無争和浪漫的想象力，“君子恥于言利”的思想是所有文學青年支撐其斯文形象的底氣所在。

誠然，認為文化人不該談金錢，古已有之。用老話來講，即“恥于言利”。這句話，常與“君子固窮”綁在一起，實則這二者之間，并無邏輯可言。

恥于言利，成因多多。這裡且說最重要的兩點。

首先，我們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傳統，慣于把義與利、道德與利益對立起來，置入二元論的窠臼，如魚與熊掌，迫使世人隻能選擇其一。對此，恐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前者，哪怕内心明明傾向于利益，卻礙于道德壓迫，不敢公開表示。事實上，義與利、道德與利益未必構成二元關系，有時恰是一體，追求、捍衛正當利益，如自家房屋的産權、自家土地的糧食、自家親人的性命，就正契合道德的要義。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開來，甚至使它們勢同水火、勢不兩立，這種行徑，本身便不道德。恥于言利并非君子、讀書人的專利，而是彌漫于一個社會、一個國家的習氣，所有人都被教導：利益與道德對立，重利是一種惡行。由此，利益觀被損害者，十之八九。

其次，義與利、道德與利益的二元化，不僅是一個思維問題，還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。

這還不算，再後來，蘇轼還因為一篇《策問》而遭到台谏官的诘難，從而不得不又寫兩篇為自己辯解的劄子為自己勉力洗白。

宋代台谏官員的兼職類型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，台谏官雖然人數不多，品級也不算高，但卻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，有時甚至起到制約宰相權利的作用。

北宋時期，台谏官先後兼任儀仗使、鹵簿使等禮儀類職務，此外還有兼任法典條文詳定與編修官、理檢使、判司農寺、判國子監等。

蘇轼在《策問》中委婉地勸谕神宗仿效仁宗的“忠恕仁厚，含垢納污，屈己以裕人”，誰知被谏官抓住了把柄，說裡面的“偷”與“刻”二字有譏諷神宗朝的意思。蘇轼真是百口莫辯，深感官場的險惡，不過，這還是他初涉官場，險惡比之更甚的還都在後面。

在蘇轼六千言的上書中，對王安石裁減宗室恩數，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，蘇轼還是極為贊許的，認為“此實陛下至明至斷，所以深計遠慮，割愛為民”。

此時的蘇轼還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，字子難，河南府人氏。北宋勳臣王審琦之曾孫。後來的元祐三年，王克臣以朝議大夫的身份出知鄭州，故後人稱之為王鄭州。

閑下來時，蘇轼與趙抃（高齊先生、清獻公）一起出遊。正好山東人王鞏來蘇轼處拜訪交流，蘇轼對這位小自己十一歲才二十出頭的小青年很是喜愛與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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