萬曆時張居正“一條鞭法”改革,将所征賦稅全部換算成銀子征收,大明朝正式确立了銀本位的貨币制度。
但是銅錢依然有其無法取代的作用。民間的小額交易還是要靠銅錢進行,隻有在大額交易中才使用白銀。百姓出門買個菜總不能用貴重的銀子付款,必須要用價值低的多的銅錢。
這就好似後世百元大鈔和一元兩元紙币之間的區别。
同時,新皇帝登基鑄造帶有自己年号的銅錢,更是彰顯正統性的體現。這是個政治問題,怪不得郭允厚不敢輕忽對待。
“孫元化要從戶部支取多少銅料。”
“回陛下。據孫元化講,其所鑄火炮每門需用銅650斤,要鑄造100門,共需支取6萬5千斤銅。”
“倘若全數支給他,戶部還剩多少?”
“還剩約4萬斤。”
“這四萬斤銅,能鑄多少錢币?”
“這要看陛下是想鑄好錢,還是鑄劣錢了!”郭允厚有些尴尬的說道。
“嗯?怎麼還分好錢劣錢?這是何意?”郭可陽疑惑道。
于是郭允厚便向皇帝解惑明朝混亂的錢币制度。
明代中後期,形成了以白銀為主,銅錢為輔的貨币流通制度。由于一方面缺銅,另一方面白銀大量流入,民間甚至出現了銅貴銀賤的現象。當然這個貴賤是相對過去而言。
因為缺銅,官方鑄造銅錢的次數和數量,較宋代大為減少。于是民間大量産生了私鑄銅錢的現象。私鑄銅錢在流通底層泛濫,但是所鑄造的錢币大多粗劣。
以品質較好的萬曆小平錢為例,含銅量在七成,重一錢一分。最好的嘉靖小平錢含銅量在九成,重一錢二分。
民間所鑄私錢大多隻含銅五六成,差的甚至連含銅二分的都有,其餘部分都用鉛鐵等物摻雜。而且私錢的重量也比官錢輕很多。劣錢甚至隻有五六分重。
朝廷雖然屢加禁止私鑄,但是奈何官方鑄錢少,明代人口及商品經濟又較前代大發展,民間有流通需求,因此屢禁不止。
天啟元年設立了戶部寶泉局,從此由戶部主管鑄錢,改變了以前由工部主持鑄錢的局面。所鑄錢币主要用于軍需,全國形成了兩京及四川三個造币中心。
但天啟三年,魏忠賢專權亂政,濫鑄情況大量出現,因此所鑄的天啟錢版本極多,差異大。錢背文大量的出現記地、記局、記重等形式。所以明朝錢币制式的複雜和混亂時期是從天啟年間開始的。這裡面魏忠賢一黨做出了不少“貢獻”。
天啟時為了彌補财政的虧空,采用增加鑄錢量來解決。在這種情況下,鑄造了大量劣币,好賺取利潤。大量的輕劣錢摻入官錢充數,與明朝前期制錢力求精整美觀的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“天啟通寶”初鑄為小平錢,一枚錢币重原定為一錢三分,一千錢重八斤八兩。但後來由于官鑄過于濫惡,一枚錢币僅重七分,千錢僅重四斤八兩,含銅量不足三成。
因為含銅量少,分量又輕,天啟時所鑄造的劣錢,有些甚至能落地摔成數瓣。
因此郭允厚問皇帝“想鑄好錢,還是劣錢”,意思是倘若鑄造劣錢的話,能省不少銅,可以鑄造出更多的錢。
“鑄币乃是朝廷信用的體現,自然要鑄造好錢。便以萬曆小平錢為例鑄造‘神武通寶’。”郭可陽拍闆道。
“隻是朝廷缺銅,郭先生可有何良策?”
“陛下臣聽說雲南銅礦衆多且易開采,民間多有盜采者,陛下何不令雲南地方廣開銅礦,如此則朝廷鑄錢之銅也會逐漸充裕。”郭允厚斟酌着回奏道。
“雲南一年産銅大概多少?”皇帝問道。
“朝廷礦課為三十抽二,雲南全省每年銅課700兩計,則需生産銅35萬斤。”
“雲南偌大一個省,又盛産銅礦,每年才700兩礦稅,簡直就是天大的笑話!如此征稅,我大明财政怎能不枯竭。”郭可陽憤恨道。
“與其這樣,不如朕直接自己掏錢開礦好了。收那幾個破礦稅,下面的士紳還叫苦連天,每想到此處,朕真想踢爛他們的狗臉!!”郭可陽越說越氣,忍不住罵了起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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